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近日,全省地方志机构负责人会议召开,总结过去一年全省地方志工作,部署新一年重点工作与任务。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郑金月讲话,强调全省地方志机构要承担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把牢“干”的方向,聚焦“干”的重点、激扬“干”的动力、做优“干”的实效,持续擦亮“中国方志之乡”文化金名片。
学习贯彻全省会议精神,就是要聚焦方志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深刻把握方志事业“两服务、三转型”的目标方向、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理解领悟地方志工作在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与创新路径。
“存与用”:地方志工作的核心价值重构
传统的地方志工作以“存史”为核心,强调客观记录地方的自然、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地方志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记录历史”,而是需要向“服务当下”转型。此次会议要求“从存史向用史转变”,这一转变既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地方志工作突破“小众文化”局限的必然选择。
地方志的“用史”功能,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地方志的“用史”正是将历史资源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近几年,浙江省在“用史”上的创新实践值得借鉴。例如,绍兴市将方志文化融入旅游开发,推出“方志里的绍兴”研学游品牌,通过挖掘方志中的历史故事和人文资源,打造文化旅游新IP。杭州市通过“方志里的杭州传统节日”系列短视频,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结合,吸引了大量年轻受众。这些实践表明,地方志的“用史”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通过跨界融合提升其社会价值。
“数字化转型”:技术赋能与文化传承的深度融合
在AI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地方志工作面临着“传统路径依赖”与“创新动能不足”的双重挑战。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工具升级,更是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提出,“技术是人类的代具”,技术的应用重构了文化记忆的保存与传播方式。地方志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通过技术手段将静态的历史文本转化为动态的文化资源库,使其更易获取、更具交互性。
浙江省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探索颇具示范意义。例如,“浙里修家谱”应用通过数字化手段帮助公众追溯家族历史,累计访问量超14.3万人次,位居非办事类应用场景的前列。
然而,数字化转型也需警惕“技术至上主义”。地方志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文化内涵,技术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如何在数字化过程中保持方志的严谨性,体现方志的人文温度,是未来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服务发展”:地方志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浙江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地方志工作要有所为,有所必为。此次会议强调,地方志、年鉴要“记录好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并提出通过年鉴编纂、资政报告等形式,服务党委政府、服务发展大局。
地方志的资政功能与治理现代化理念高度契合。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科层制理性”,强调专业化知识在治理中的作用。地方志通过系统梳理历史数据、提炼地方经验,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基于实证的决策依据。去年一年,全省地方志系统共计撰写资政报告143篇,多数获得省、市各级领导批示肯定,意见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充分展现了方志工作的政策影响力。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地方志工作要突出“服务大局、服务大众”这个政治导向,要记录好“共富实践”、推动资源转化,实现跨界联动,将方志资源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打造方志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方志力量。
“创新驱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破局之道
此次会议上,“创新”两个字高频出现,凸显了全省地方志系统在体制机制、工作方法上创新突破的迫切意愿与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了方志事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浙江经验。
创新需要打破“路径依赖”。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指出,制度创新往往源于对既有规则的突破。地方志工作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应用(如AI辅助编纂),也涉及组织模式(如社会化协作)。
创新的关键在于“用户导向”。地方志的受众不仅是学者和政府,还应包括普通民众。例如,湖州市推动数字方志一体化平台建设,探索DeepSeek融入方志资料征集、审核审校等流程,服务基层修志。杭州市通过“新杭州人指南”编纂,帮助外来人口快速融入城市,让地方志更贴近公众需求。
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划的交汇点,地方志工作既面临挑战,更迎来机遇。下一步,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注重“三个融合”:历史与当下的融合,通过“用史”服务社会发展;技术与人文的融合,以数字化手段激活文化资源;专业与大众的融合,打破“小众文化”的边界,走向全民共享。地方志工作者既是历史的守护者,也是未来的开拓者。唯有坚守“忠诚担当、守正创新、淡泊名利、修志问道”的职业精神,才能在新时代书写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方志发展新篇章。
(作者:史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