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集万卷于一册、缩一年为一瞬。被许多人喻为年度总结的年鉴，就像观照自身的镜子一样，提醒着人们鉴往知来、向史而新。

年鉴最早源自西方

现代英语“almanac”、法语与德语“almanach”、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almanaque”、意大利语“almanacco”对译汉语均有“历书”“年鉴”两种含义。仅从这些单词相似的字母就可看出西方年鉴拥有共同源流。

历书，就是根据历法排定日期、星期、节气等数据的书。在西方人眼中，最早的历书通常指晚巴比伦时期在两河流域出现的一种楔形文字泥板书。随着阿拉伯帝国8世纪征服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印度北部的广大地区，古代西亚文明的历书传入欧洲。1267年，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在《大著作》中首次使用“almanac”指代这种源自东方的历书。1457年，欧洲活版印刷术发明者古登堡在德国印制出欧洲首本历书。直到18世纪，“almanac”才由历书逐渐演变为汇录某一年较重要事情的工具书——年鉴。

18世纪早期的西方年鉴更多表现出一种民俗文学的形式，着重向读者提供有趣的知识，内容的资料性尚不突出。比如，1732年至1757年，一位化名为理查德的人在北美费城逐年出版《穷理查德历书》。他在首卷开篇介绍，自己是个穷光蛋，妻子威胁他说，如果再不能给家里挣点钱，就烧掉他的东西，恰巧印刷商答应分给他一笔出书收入，因此他决定要出版一种历书。其实，这段经历是该书作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虚构的。他当年26岁，而且已靠从事印刷出版致富，所以故意给自己打造一个年迈贫困的人设，是效仿化名为“火烧岛骑士——穷理查德”的人1663年在英国创办《穷罗宾历书》的做法。当时费城市面至少有6种历书，但富兰克林的历书还是脱颖而出，一炮走红。富兰克林能让《穷理查德历书》年销量最高达到一万册，主要在于他成功改造了历书的形式和内容。尤其他在历书中重要日子的空白处选编乃至独创箴言的做法，使“正如穷理查德说”成为当时人们的口头禅。

当前，世界上连续出版最久的年鉴是1792年创办于美国的《老农夫年鉴》。虽说该年鉴宣称读者年龄遍布9岁至90岁，实则受众非常明确，要么是农民或农场主，要么是居住在郊区可能有花园的家庭，因此会对天气、日历等信息格外关注。截至目前，《老农夫年鉴》已经连续出版了233年。该年鉴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坚守本土特色。其自创办以来一直以独家方式打造实用的“日历”“天气”栏目。此外，该年鉴文风一贯注重趣味性。比如，《2024老农夫年鉴》“占星术”栏目刊有一篇《老鼠耍了猫》的文章，讲的是中国的十二生肖文化，题目则出自玉皇大帝选十二生肖时，老鼠出发前故意没有如约叫醒猫的传说。

西方人喜欢用“almanac”或其同义词作为书刊名称，虽然中文通常均译作“年鉴”，但是西方此类书籍很多不属于工具书意义上的年鉴。比如，刊载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多篇文章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德法年鉴》，属于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哲学杂志；1929年在德国首发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是一种史学期刊；至于很多人中学语文所学课文——利奥波德的《大雁归来》，则出自生态文学著作《沙乡年鉴》。

我国的第一部年鉴

我国《宋史·艺文志》曾著录《年鉴》一卷，但原书早佚，其“年鉴”本义难考。19世纪20年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将“almanac”译作“通书”引入中国。现知汉语现代意义上的“年鉴”最早见于清代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该书1898年发行，收录了4部名为“年鉴”的书。

1905年，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分两路出洋考察政治。通过这次考察，清政府认识到“办理统计，乃系新政第一要务”，故1907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上谕，要求各部院设立统计处，指定专员按期填报统计数据，“以备刊行统计年鉴之用”。1909年至1911年，被称为中国年鉴出版事业创始人的奉天提学使卢靖先后组织辑译出版《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最新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欧美教育统计年鉴》，并表示“日置此册于案头以为鉴，驽马十驾、锲而不舍，又何难与东西列强齐骋于廿世纪哉？”

卢靖，字勉之，号木斋，其经历与美国人称为“现代年鉴之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有诸多共同点。两人早年都喜好钻研科学技术，卢靖自小喜欢数学，著有《火器真诀释例》，为火炮射击列出数学公式用表，富兰克林则曾做过证明闪电即电的电风筝实验；俩人又都有从政经历，卢靖辗转直隶多地任知县，先后总理直隶与奉天两省学务，富兰克林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之一，参加起草了《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此外，他俩还都热衷分享知识，富兰克林创办的费城图书馆公司是北美会员图书馆的起源，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前身便是卢靖捐资兴建的木斋图书馆。两人看似偶然的相似经历，背后折射出年鉴创始与发展所需要的编者素质。

年鉴之用，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清末民初的中国形势，正如卢靖在《欧美教育统计年鉴》序言所言“列强并雄之世，知彼尤急于知己”。因此，我国独立编纂的首部年鉴便是1912年出版的《世界年鉴》。其“官书”背景继承了我国修史修志的传统，找到了年鉴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方式。由于时局多变、举步维艰，该年鉴最终只出版了两回。而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中国年鉴》更是昙花一现，仅此一回。

中国成为年鉴大国

年鉴能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离不开中华文化自古以来的开放姿态与包容胸怀。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年鉴传入中国，当时有学者以年鉴存史功能比志书时效性更强为由，主张用年鉴取代之前传统的志书。我国志书雏形产生于秦汉时期、定型于宋代，其虽然与年鉴一样讲究连续编纂，但不是每年编写，有些朝代是一朝一编，因此才有了这种声音。但我国志书独特的编纂体例和记述方式又是西方历史文化中所不具备的。因此，中国悠久的修志传统不仅未因年鉴传入而中断，反而为年鉴形成中国特色提供了丰沛滋养。在中国，年鉴与志书的关系要比与历书的关系亲密得多。为此，193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在序言中宣传“本年鉴虽然名义上是年鉴，实际上简直是一本‘中国经济全志’”。

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年鉴是为配合首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而编辑出版的《中国百科年鉴》。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等外宾时，对陪同会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此后，在全国8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众多新闻出版单位的勠力支持下，《中国百科年鉴（1980）》仅用10个月便顺利出版。内容包括概况、百科、附录3部分，及时全面地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化最新进展。

1981年，为方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国开始每年以中、英文两个版本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其最初出版形式是书籍，1989年起改为期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国家年鉴。

之后，中国快速成为世界上每年编纂出版年鉴种类最多的国家。在年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地方综合年鉴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1983年，《黑龙江年鉴》的前身《黑龙江省经济年鉴》率先出版。2002年，我国省级地方综合年鉴实现全覆盖。2006年5月18日，《地方志工作条例》公布施行，推动地方综合年鉴覆盖到市、县两级，形成“一年一鉴”的态势。

编鉴为用服务社会

中国的年鉴虽然常被称作“官书”，但社会服务功能很强。1990年，“90金秋特价书市”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据当事人回忆，书市上“《世界知识年鉴》半价出售，第一天用4辆大卡车拉书，一销而空”。年鉴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市民的购买热情上，还体现在学者的需要上。1993年，一种记录中国沿海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改革开放情况的《中国黄金海岸年鉴》首卷出版。其名誉主编费孝通在该年鉴首发式上表示：“在学术研究上，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我长期搞农村社会调查，选择一个地方，从微观上解剖，而《年鉴》是从宏观上，大的方面来说明问题，我想，把我的微观同《年鉴》的宏观结合起来，这个研究就更全面了。”同时，中国年鉴也在“走出去”。在国外，收藏中国文献时总少不了中国的年鉴。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尤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产品与网络服务的日渐普及，年鉴逐渐由传统的工具书向包含各种载体的资料性文献拓展。如今，人们早已习惯通过光盘、网站、手机或数据库等途径查阅年鉴。近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开始出现利用年鉴资源开发的数字藏品。如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从1985卷至2022卷中的7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内选出8张有关大熊猫的照片，基于照片及其背后的故事，利用3D技术制作了5款数字藏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大熊猫主题系列藏品，让尘封旧鉴中的信息资源有了“立起来”“活起来”的新途径。

年鉴与“年”的渊源

中国自1912年改用号称“公历”的西历。我国独立编纂的首部年鉴——《世界年鉴》便是在当年最后一天出版的，使同为舶来品的年鉴与公元纪年在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东汉刘熙所撰《释名》将“年”的由来解释为“进也，进而前也”，也就是说“年”字蕴含前进之意。年复一年，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尤其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年鉴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由历书的演变，以更好适应快节奏时代的信息需求。为此，1933年出版的《申报年鉴》在序言中表示：“年鉴者，即将此一年之所得，为之爬梳清理，以代各界人士于脑经中记此不能记之事物，留此不能留之印像（象）者也。”

然而，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年鉴编纂面对纷繁材料，难免既恐过繁，又惧遗漏。1928年出版的《中国劳动年鉴》编者曾感言道：“我们在编完这部年鉴的时候，觉得好像是用许多碎布缀成了一件百衲之衣。”“百衲衣”犹如年鉴编者送给读者的辞旧迎新之礼，里面既记录了既往的不易，更充满着对未来的信心。

北京特色

北京最早创刊省级统计年鉴

民国时期，北京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年鉴。据北京市方志馆调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时期和北京（北平）关联的年鉴类书刊共32种、80余卷。

改革开放后，北京年鉴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1981年，《北京市统计年鉴（1980）》内部发行，这既是新中国最先创刊的省级统计年鉴，亦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的首部年鉴。其自1982年卷始公开出版，1985年卷更名为《北京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并与1983年卷内容相衔接，1992年卷起改为现名《北京统计年鉴》。

1990年，《北京年鉴》首卷出版，全书包括10个基本栏目，主体栏目“社会经济各业”分为24个类目，其中“军事”类目亦是北京军事年鉴的发轫之作。2012年，北京实现市、区两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截至2021年年底，北京市累计编纂各类年鉴340余种，涵盖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内容，其中专业年鉴300余种。

与众不同

查年鉴为何常找不准年代

很多人第一次查年鉴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想查某一年的年鉴，有时找到的是当年的，有时却是上一年或下一年的，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年鉴卷号编制还没有统一规则，即便同一种年鉴的卷号编制规则也未必始终如一，因此具体情况需要见年鉴中类似编辑说明的介绍。

总体而言，国内年鉴在改革开放初期曾以内容断限年份作为卷号，而当前多以编辑或出版年份作为卷号。比如，内容前后衔接的《中国统计年鉴（1981）》与《中国统计年鉴（1983）》，看上去好像中间缺了一卷。这是由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1）》卷号是内容年，其收录了1981年及以前年份的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统计资料；而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的卷号则采用出版年，其内容主要是1982年及其以前年份的统计资料。另外，国外年鉴因常含有对未来的预测，卷号则多以读者的使用年命名。比如2024年出版的《2025老农夫年鉴》，“区域天气预报”从2024年11月起编至2025年10月。

时尚新风

网友爱写“家庭年鉴”

“2024年1月，我们搬新家了；2024年2月，全家自驾2000公里回老家……2024年9月，妮妮上小学了……今年，我们完成了8次亲子露营，走过了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厦门、长春等13个城市……”最近，不少人在朋友圈、自媒体平台发出自家的“家庭年鉴”，以此留下2024年的痕迹，起笔2025年的新篇章。

不仅有人自己写，还有人当起了“小史官”，做起“家庭年鉴”的生意，帮人代写“家庭年鉴”，代写的服务范围很广，从孩子的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从同学少年到职来职往，从新婚燕尔到初为人父，从世路奔波到子孙绕膝，人生各个阶段无所不包。在人们眼里，“家庭年鉴”就是有温度、有心意的“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