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国宝》——迎泽区东太堡清河太后西汉铜器墓

清河太后铜器墓位于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东太堡。所谓太堡，据称指的是西汉代王太后的堡子。唐朝贞元年间（785—805）建太堡庄千福寺，以寺分为东西两村，清道光《阳曲县志》记曰东太堡庄、西太堡庄，民国初年称东太堡、西太堡。

1961年5月底，在太原东山脚下的东太堡，人们偶然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出土了铜鼎、镜、玉璧等15件文物，这些文物按质地来分，有铜器、铁器和石器，还有一块封泥。同年8月上旬，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现了铜锺、鼎、鉴、盆、洗、剑、博山炉和大量的半两钱等文物，两次出土文物共计51件。经过现场勘察了解，认为墓葬大约属于西汉武帝时期，不晚于汉昭帝时期。

公元前196年，刘邦封其第四子刘恒为代王，以晋阳为都。刘恒任代王共17年，轻徭薄赋，励精图治，把晋阳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其成为阻挡匈奴南下的坚强屏障。公元前180年，刘恒继位称汉文帝。公元前178年，众大臣请立诸皇子为王，刘恒于是降诏将代国一分为二，封次子刘武为代王，辖境太原郡以北代国地区，封三子刘参为太原王，辖境太原郡地，都晋阳。公元前175年，刘恒又合并代、太原两国为代国，徙代王刘武为淮阳王，以太原王刘参为代王，仍都晋阳，代国自此又恢复了文帝为代王时的辖境。刘参为代王17年薨，其子刘登嗣位，封为恭王，在位29年，元光二年（前133）薨，谥号共王。其子刘义嗣位，元鼎三年（前114）迁至清河，为刚王。至此，晋阳作为西汉诸侯国都城的一段历史结束。

从出土铜器铭文“清河太后中府锺”推断，能够称作清河太后的只有先为代王，后迁河北清河称作清河王的刘义之母、刘登之妻。她带着在太原制造的代食锺、晋阳钫等一干器皿随儿子在清河安享晚年，死后又把这些东西，包括在清河制造的清河太后中府锺一并拿回来，和她的丈夫合葬于太原大地。

清河太后铜器墓出土了4件铜锺，其中1号铜锺是最大的一件，呈壶形，腹部装饰有三圈凸出壁面的、中间略微凹进的带纹，在第一、二两圈带纹之间、器物的左右两侧有对称的铺首衔环可供人将铜锺提起。1号铜锺铺首的制作非常精致，两耳竖直，中间有小圆点的纹饰装点，上面正中间为三角形，三角形中有“人”字形线条纹，眉鼻连在一起，鼻上穿孔衔环，圆目平视。整体除铺首衔环外再无任何纹饰，只在第一圈带纹上从左到右铭刻“代食宜笔锺容十斗第十”10个字。

各代宫廷都有食官，负责王室炊饮事务。汉郑玄注《周礼·天官》：“膳夫，食官之长也。”食官虽然文不足以治国，武不足以安邦，却常常被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官职，《周礼》将食官统归“天官”之列便是证明。秦代开始有了明确的以食官命名的机构设置，汉代及以后各代均有沿袭。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汉设少府置六丞，属官中有太官、汤官、导官，又有胞（同庖）人，均为食官。”“代食官”就是代王府典膳一类的官名，可见，代王府是有食官这个机构设置的。

出土的5号铜钫为方口，器身除两侧肩部的铺首衔环外没有任何纹饰，铺首右侧刻有“晋阳容六斗五升重廿斤九两”两行铭文共12个字。从刘恒封代王时起，一直到他第四世孙刚王刘义于元鼎三年徙至清河，晋阳始终为代国之都，故器物上“晋阳”二字是可以理解的，这也间接说明，当时代国的宫城可能还是称作“晋阳宫”。

从出土的21公斤半两钱货币来看，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帝时铸的“四铢半两”，无内外廓。有一两枚是高后时铸的“八铢半两”，而武帝时所铸的四铢有外廓的半两钱也有两三枚。从半两过渡到五铢，从无外廓过渡到有外廓是武帝时的事情，因此，墓葬的时代上限不会早于刘义迁清河王的时间，即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至于下限，出土的21公斤钱币中，大多数为文帝时期的“四铢半两”，两三枚武帝半两，不见汉武帝于元狩五年（前118）铸造、大行后世的五铢钱，墓葬下限时间当距此时不远。

铜洗在汉代最为流行。古代贵族洗手非常讲究仪式感，至少需要两人服侍，一人缓缓浇水，一人手持铜洗接水，主人在中间洗手。尽管到汉代时洗手仪式已经简化，但铜洗依然是贵族的专利。铜洗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是上流社会阶层人士的专宠，普通百姓一般只能用木洗、陶洗。

清河太后铜器墓出土的5件铜洗，形式基本相同，乍一看像极了一口口的火锅。古代墓葬中的陪葬品一般都是墓主人生前所用，而清河太后铜器墓中出土的一件铜洗口沿上却铭刻有“尹氏”二字。“尹氏”是否就是清河太后本姓，尚需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汉时期的晋阳不仅农业生产发达，商业、手工业、畜牧业等也有一定的发展，能够制造出耀人眼目的铜镜和铁镜。《后汉书》说晋阳“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熟，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道出了晋阳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繁荣的特征。

早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用于梳妆理容的铜镜已然出现。作为生活用具，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鲜明地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和风俗时尚。铜镜在春秋战国至秦一般都只有贵族才能享用，进入汉代，铜镜生产达到高峰，成为一种生活必需用具而流行民间，主要流行的镜子有草叶镜、星云镜、日光镜、昭明镜、四乳禽兽纹镜等。

清河太后铜器墓出土有5件铜镜，其中草叶纹镜（汉代流行的镜类之一，主要流行在西汉前期和中期）、日光镜、四乳镜，均为圆镜。其中4个镜面钮座为方格，座外方格内区均有铭文“见日之光□者君卿□千秋万岁长□□□；见□□□□□大阳服者君卿所言□□；□□□□未央长相思毋□□；□□□光千秋万岁长毋相□。”镜中铭文应为：“见日之光服者君卿□千秋万岁长毋相忘；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所言必当；常富贵乐未央长相思毋相忘；见日之光千秋万岁长毋相忘。”“见日之光”这四个字在整个西汉时期都得到社会的承认、百姓的欢迎，西汉早期较为流行，存世多见。“见日之光，天下大阳”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每当新的一天，曙光出现在东方之时，世间就会变得光明。

西汉初期是铜镜铭文的萌芽时代，文辞简略，座钮外铭文常出现“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大乐未央，常毋相忘”等追求人生享乐、长寿多福、亲情永恒的内容，可分为三类，一为男女或朋友间的纪念赠答铭文，有纪念相思勿忘而兼含颂祷之意；二为庆祝颂祷铭文，种类少，但数量多，证明当时十分盛行，如“大乐富贵”“千秋万岁”等；三为具有修养的意义而用作规箴的铭文，如“服者君卿所言必当”。清河太后铜器墓出土的铜镜镜铭，有三言、四言，内容可分为光明语、相思语、吉祥语，意义深长，耐人寻味。

铜镜除以上作用外，还可以作为一件时尚的装饰品佩挂在身上，作为服装的饰件，它的体量都不会太大太重。清河太后铜器墓出土的铜镜直径最小为11.5厘米，最大为20.5厘米，都比较薄，重量在300~400克。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铜镜在使用方式上除了固定放置在镜台镜架外，有些还可以随身携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服者”会出现在铜镜的铭文中了。

铜镜中的铭文反映出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吉祥语的喜好，体现了汉代人祈求祥瑞的思想意识，凝聚着古人审美意趣，是汉代社会思想与现实生活的重要载体，是研究我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太原作为汉初重要的封国，自刘恒封代王，到刘义迁清河，以晋阳为国都共83年，历四代五王，其中有两个代王葬于太原，即刘参、刘登父子。这批青铜器的出土，特别是“清河太后”铭文铜器的出土，说明东太堡一带很可能就是西汉代国诸侯王的陵墓区所在地。